据新京报报道，今年北京硕博毕业生人数首次超过本科生。三不五时，名校毕业生选择送外卖的新闻也会冲上微博热搜，每一次都能引起广泛的讨论。

不得不提出的问题是，工作真的一年比一年难找吗？学历在不断贬值吗？提升学历、考编上岸是唯一的好出路吗？还是说，学历已经不再能够成为通向美好生活的敲门砖？

(资料图)

今天的文章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将通过《文凭社会》这本书为我们分析“文凭贬值”这件事。

讲述 | 严飞

来源 | 看理想App 《阶层固化与流动》

01.教育的阶梯，只是乌托邦神话吗？

在大众普遍的认知中，甚至在众多学者的理论中，教育一直以来都被视作社会流动的阶梯。人们通过教育获得知识和技能，从而在社会中取得一席之地。当一个社会以文凭而不是出身作为社会分工的重要标准时，我们会认为这个社会是相对公平和平等的，因为它给了无数普通人得以通过自身努力而向上流动的机会。

比如在中国社会中，无论是古代的科举制度，还是现在的高考制度，实际上都提供给了人们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正式途径。社会学的研究也普遍认可教育对于阶层流动和社会平等的正面作用。

然而，教育果真如此具有理想化色彩吗？兰德尔·柯林斯在《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一书中，就用犀利的观点发表了其有关教育的与众不同甚至惊世骇俗的洞见。今天，我就想通过这本书，再来讨论教育是否能真的可以实现阶层跃升。

因为当今的中国也同样面临着这些困扰，“最难就业季”、“高校毕业生数量历史新高”等新闻层出不穷。在这样的时代下，我们也许能从《文凭社会》一书中得到新的启发，在揭露文凭贬值和教育扩张现象的同时，对学校教育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关系产生新的反思。

首先有必要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兰德尔·柯林斯是美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也是社会冲突论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荣退前曾担任过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在本书的中文版序言中，他写道：“1979年本书出版后，我曾一度从大学辞职，成为一名全职作家；但教书毕竟报酬更高，因此，几年之后我又回到了校园。任何事物都需要从某处获得资源，社会学自身的存在也是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错误的前提保护了社会学自身的物质基础，却也正是由社会学来揭露的。”

一个批判教育的人，最后还是要生活在教育体制，从他对自身经历以及对社会学处境充满讽刺性的论说中，我们可以一窥这位当代冲突论学派的大师对于现实问题的深刻审视与反思。

柯林斯目睹了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各国对教育的大力发展。根据当时的一项统计，全世界大学总数的三分之一都是在二战结束后设立的，60年代以后，所有发达国家18-21岁青年进入大学的青年占同龄青年的比例都超过了10%，有些国家超过了20%，美国更是接近50%。

然而他发现，在所谓的“高学历社会”下，预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应运而生。相反，教育出现了过度扩张和膨胀的局面，文凭贬值、失业率上升等问题开始大量攀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柯林斯写作了《文凭社会》一书。

在柯林斯写作此书的年代，教育的功能主义理论盛行已久。根据这一理论，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提升，各类工作也有了越来越高的技能要求。而学校教育恰恰可以教授这些技能。因此，教育水平更高的雇员因为拥有更高的技能而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随着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也会随之上升。

对于这样的论断，柯林斯用实证分析予以了驳斥。他首先利用数据表明，20世纪美国的教育升级只有15%来自于职业结构的变化，即技术升级带来的高技能工作比例的上升，比如工业技术升级导致的对于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需求增大。而剩下的85%则单纯是由于工作种类的增多而引起的。随着教育的扩张，增长最快的也不是高技能工作，反而是低技能的服务业工作。因此，社会对于文凭要求的提升并非是由技术升级导致的。

其次，学校的教育并不能真正教授学生工作中所需的技能，学生的在校成绩与其之后的职业成功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受教育水平更高的雇员有可能生产效率反而更低。事实上，雇员的工作技能和职业训练主要是在工作实践中习得的，而并非在学校教育中得到。比如，一个工厂技术人员并不会在学校中学习怎么操作一个具体的设备，而是真正在工厂工作的过程中通过真正接触这个设备来学会。而雇主之所以看重文凭，看重的其实是文凭背后的证明价值，而非文凭本身可能带来的技能训练。

最后，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与经济发展之间也并非单纯的线性关系。证据表明教育对经济生产力的主要贡献仅仅在大众扫盲阶段，当大众识字率上升之后，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就不再显著了。

由此可见，按照柯林斯的判断，教育并不像功能主义理论所描述得那么“神奇”，既没有直接带来经济增长，也没有带来收入平等，柯林斯甚至用讽刺的口吻说：“学校对于学习来说是个极其无效的所在。”

02.文凭是一种“文化通货”

既然如此，学校究竟教给学生了什么呢？教育究竟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呢？对此，柯林斯的回答是，学校教育最大的作用其实是在教授优势阶层的文化方式，传递优势阶层的身份象征。

在劳动力市场中，文凭的门槛帮助雇主过滤掉了不符合中产阶级文化方式和品质的人，而留下了具有高学历和名校履历的人，因为他们符合雇主对于“中产阶级品德”的要求。柯林斯将这种筛选模式定义为“文化会员模式”。

这种“文化会员模式”在雇佣市场随处可见。例如，商学院的课程虽然不一定在在实际中派得上用场，但却代表了一种从商的态度和价值观念，因而在招聘潜在的工商管理人员时，雇主会选择商学院出身的人而非人文学院出身的人，因为前者更可能符合工作所需的价值和品质。

在中国社会，这样一种“文化会员模式”也同样存在，我们的雇主在雇佣大学生时，就经常在简历筛选阶段将大学院校分为“985”“211”“双一流”“一本”“二本”，还有“海龟”“常青藤”等等，利用这些标准来设置门槛。在他们看来，名校的精英教育符合精英职业的文化与价值观，哪怕专业不对口，也会因为自身优秀的习惯、品质、学习能力、社交能力而胜任工作。

那么，学校教育是如何做到对不同社会角色的筛选的呢？换言之，学校教育在社会分层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针对此问题，柯林斯提出了一种理论：文化市场论。根据这种理论，劳动可以分为生产劳动和政治劳动两种形式，这两种劳动的区分进一步导致了两个主要社会阶级的形成：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阶级和从事政治劳动（闲职）的统治阶级：前者在生产部门工作，而后者在闲职部门工作；前者生产了财富，但却是后者决定了财富的分配方式。

由此，能够从事闲职的人可以不需要依靠生产就获取物质资源，并且往往能够比需要依靠生产才能获取财富的人收获更多，因为分配财富的正是他们自己。因此，现代社会分层的过程就在于对闲职的争夺。

可是，什么样的人才能获得闲职呢？一个人能否获得闲职的关键又在于什么呢？答案是：文凭。这也正是《文凭社会》这本书的核心所在。学校教育便是通过生产文凭这种方式作用于社会分层的：受过学校教育的人得以获取文凭，而文凭作为一种可以衡量的价值单位能够成为一种普遍的通货，人们争夺这样一种通货，成功争夺到的就有机会从事闲职。

这看上去是一件有利于社会流动的举措，因为每个人似乎都有机会通过接受学校教育进而获得一定的文凭，并借此进入闲职部门成为不必直接进行生产的阶级。人们也普遍相信，正是因为学校教育的发展和普及以及社会对于文凭的重视，才使得现代社会逐渐从看重先天的阶层出身到看重后天的个人努力。

然而，果真如此吗？柯林斯再一次否定了这些美好的预期。他认为，学校教育和文凭不仅不能真正促进社会流动，反而可能是社会流动的屏障。

他从几个方面详细地解释了文凭的无效性：首先，无论是在不存在教育制度的时代还是在教育迅速发展和扩张的时代，父代和子代之间的职业都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因而所谓的从注重先天的阶层出身到注重后天的努力的转向也不过是一个谎言。

其次，在整个社会角色的筛选过程中，只有拥有高学历、好文凭的人才更有可能进入社会的中上阶层。而拥有高学历、好文凭的人往往出自于那些拥有先天的阶层出的群体中，而原本属于中下阶层的群体由于文化和物质资源的匮乏，很难通过自身的努力冲破阶层的界限，只能在这场“公平的游戏中”被拒之门外。

此外，文凭本身作为一个门槛就是跨越阶层的障碍，即使在同一个组织中，从事体力劳动工作的人哪怕拥有再多的技能，也会因为文凭的限制而很难晋升到非体力劳动的工作中——无论在实际的工作经历中付出多少个人努力，他们都很有可能在最一开始就注定失去了进入另一扇大门的机会。

可以结合柯林斯所写的西方社会和中国，这两个视角简单回应一下。首先，子继父业在西方是普遍存在的现象，面包店的孩子长大了很有可能继续开面包店。在中国社会的历史中这种子继父业的现象也十分普遍。

只不过，近几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的增加、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的增加，中国社会子承父业的现象有所减少，尤其在农民、个体工商户家庭中很明显。但即使在这样剧烈的社会变化下，我们的研究依旧发现子承父业的存在，比如“体制内”家庭的孩子很有可能继续从事“体制内”的工作。

而柯林斯提到的第二个理由则更被大众和学界普遍探讨，即：父代的社会经济地位会不会影响子代的社会经济地位？出身好的人是不是自己也会有更高的学历、更多的收入？这是一个经典的社会学问题，这个问题自上世纪60年代正式被提出后，已经有大量的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经验证据证实了父代社会经济地位对子代的教育的显著影响。中国社会同样也不例外。

当然，我们不能极端地说，出身底层就绝对没有机会，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可能有来自底层的人冲破阶层的壁垒。我们的社会也希望有这样机会的人越多越好。

而第三个理由实际上也非常符合我们的经验常识，在现代社会，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学历很有可能就是第一份工作的敲门砖，而第一份工作从事的是体力劳动还是非体力劳动，往往就意味着今后就算有机会换工作或是升职，都很有可能继续在体力劳动和非体力劳动的范围内流动。

这样对比看下来，有一部分现实是，文凭非但没有使社会更趋向于流动，其制造的障碍反而加强了原本的社会分层结构：社会层级的顺序并没有什么变化，“它只是在更高的教育等级上复制这些次序罢了”。中上层群体正是通过文凭这样一种看似“公平”的制度继续抢占先机，实现了对于闲职的垄断，巩固了自身的阶层地位，并使得学校教育成为教授自身阶层文化方式和品质的工具。

然而，学校教育就一无是处吗？我们依旧可以从历史中找到答案。以美国的历史为例，美国作为一个多元民族国家一直存在着各种族和群体文化之间的强烈冲突，这些不同的群体在教育扩张时期都纷纷建立起自己的学校，以期能在文化冲突中拥有话语权。

在这样的竞争中，特定群体的文化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将之转化为更加普遍的“文化通货”，即文凭。只有习得主导群体文化的人才能在职业分层中取得优势，被筛选进闲职部门中。

虽然不同国家拥有不同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但我们仍然能从美国的历史中发现，学校教育的扩张或许在最一开始的目的就不在于扩大社会平等和社会流动，其初衷本身就是争夺和控制社会地位，进而巩固优势阶层自身的文化。因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柯林斯会认为，文凭非但不是社会流动的阶梯反而是社会流动的障碍了。

03.假如文凭被废除，问题会解决吗？

柯林斯对于文凭本质的揭露是颠覆性的。虽然他的批判有一定的偏激之处，但哪怕是今天，我们也仍能从他振聋发聩的观点中获得启迪，或至少从中得以反思：学校教育或许并不如我们想象中一般，能教授给学生工作真正所需的技能和品质，能化身为阶梯为每一个肯攀登的人提供相同的机会。

在现实中，文凭更多只是一种维护优势阶层地位的工具，一种彰显身份文化的符号，一种通行到不同社会角色中的通货。

正是因为文凭如此的本质，我们得以明白，为什么教育的不断扩张并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机会的增加，反而使得得到某个机会的成本越来越加大——因为文凭从来都不是奖励给努力的人的糖果，它只是一种被强行规定了价值的通货。

当教育扩张使得这种通货的供给量不断上升，而原本用作置换的社会机会却上升有限甚至保持不变时，便会使得这些机会的“价格”上升，而文凭的“购买力”下降。这便是文凭的通货膨胀。在柯林斯看来，文凭的这种通货膨胀危机就如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一样，会周期性地不断出现。

在今天的中国，我们也不乏看到文凭通胀后造成的文凭贬值现象，雇佣者对于学历的要求水涨船高，相同的学历，在10年前可能可以去一个很好的单位或企业工作，但今天却可能连简历筛选一关都过不了。相同的工作，在10年前可能要求普通本科学历，但今天却可能要求硕士甚至博士学历。在类似于今年这样就业形势严峻的年份，僧多粥少，文凭的“购买能力”就更下降了。

我们不禁要问，既然文凭社会有着如此悲观的内核，那么它究竟要走向何方呢？学界对于文凭社会的危机有两种解决思路：文凭的凯恩斯主义和文凭的废除主义。前者认为应该承认文凭的价值，增加闲职岗位，创作更多的就业机会；而后者认为应该彻底废除文凭这种通货。

柯林斯赞同后者，即彻底废除文凭。因为，如果不彻底废除文凭，文凭便只会一次次地经历通货膨胀危机，使得问题愈加严重。在一次次的通货膨胀中，社会层级和秩序不会发生好转，而只是在越来越高的学历要求上不断加固既有的秩序。

柯林斯认为，只有彻底地废除文凭制度，才有可能出现真正的重大变革：当文凭被废除，人们进入各种职业角色将不再受到文凭门槛的限制，工作机会得以向每一个人敞开，每一个人都需要在工作中不断学习各种技能，各类工作组织可以采用助理学徒流动制的方式，使各个职位间形成循环和流动。

由此，我们前面提到的生产性劳动和政治性劳动之间的界限，会被彻底打破和重组；这就意味着，以这两类劳动界定的工人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界限，也会被彻底打破和重组。

而当这样的理想变革发生时，我们或许就可以渐渐趋近曾深以为然却又被现实推翻的“教育神话”：因为优势阶层无法再通过文凭通货的方式垄断资源和机会，学校便得以传授真正的知识和技能，回归到育人的本真，而不再沦为身份文化的传播工具；教育也得以真正成为社会流动的渠道和通往社会平等的桥梁，而不再是阶级再生产的助推器。

诚然，柯林斯对于解决文凭社会危机的构想未免过于理想化。就连他自己也承认，废除文凭的社会变革牵涉到太多庞杂的、触及根本的问题，比如，它可能涉及到对于社会职业分工和组织形式的全面重整，对于收入分配体系和原则的重新调整，也很可能关涉到当前相当一部分人的利益，尤其是高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的利益，当然也包括无数已经在求学、升学路上的学子和家长们的利益等等。这些问题使得废除文凭在短期内根本无法实现，甚至在长期范围内也很难落实。

书中除了这些过于理想化的论述外，也还有很多经不起仔细推敲之处。例如，学校真的完全不传授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吗？至少在今天这样一个专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社会中，一些职业已经不是没有接受过长期专业教育的人可以胜任的了。再比如，废除文凭之后，没有了文凭的门槛限制，什么决定了一个人最终的职业种类以及所属阶层呢？有没有可能最后依旧是中上层的既得利益者们来设置新的门槛呢？

单纯废除文凭很可能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草率的解决方案。然而，我们仍然对书中蕴含的巨大的理论价值和人文关怀真切地欣赏和赞叹。很少有人能像柯林斯这样，直接地抨击，甚至否定现行的教育制度，在不同的时空和社会背景下，书中的论述和分析依旧有许多值得借鉴、品味和学习的地方。

在今天的中国，有关教育的现实问题层出不穷。我们经历着同样的困惑：教育到底是社会流动的阶梯还是阻碍流动的屏障？到底是“再穷不能穷教育”还是“读书无用论”？为什么一份再普通不过的工作却要求研究生学历？又为什么曾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天之骄子”转眼间就变为挣扎在大城市中的“蚁族”？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并不应该是非黑即白的。我们不能否认，无数来自农村、来自底层的孩子通过读书进入了城市，成为光鲜的大学生、白领；我们也不能否认，高考等一系列升学考试确实给了很多学生，尤其是来自普通家庭的学生打破阶层壁垒、冲破原本生活圈的机会。要知道，中国的社会结构下，大多数人都出身“草根”，我们需要类似于读书的途径来让广大来自底层的孩子得以向上流动，至少比自己的父辈过得好。

所以，总的来说，起码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教育更多地支持了社会流动而非阻碍了社会流动。只不过，我们不能因此就忽略其中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中的很多现象都一定程度上让我们重新反思和质疑，教育到底能不能帮助我们实现社会流动。

比如，高收入、高学历的父母可以通过送孩子上辅导班、甚至亲自上阵的方式使自己的孩子赢在起跑线上，而来自底层的孩子在看上去最公平的考试中也实际上在最开始就失去了优势。即使这些孩子顺利进入了大学，他们毕业后也可能在“文凭贬值”的背景下只能找到薪水微薄的工作，而并非想象中的“鲤鱼跳龙门”。面对这些状况和问题，虽然我们不能直接从柯林斯的论述中找到理想的解决方案，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他所表达的观点和所传输的价值中找到一些方向。

柯林斯告诉我们，我们不该麻木地将习以为常的经验不加思考地视作理所应当。就如同他打破学校教育的神话、直指文凭的真相一般，一个社会需要有人站出来，扯开光鲜亮丽的遮羞布，至少告诉大家，看似美好和合理的东西下，可能掩饰着深刻的矛盾和冰冷的现实。

我们不该将教育这样一个原本应该最具社会理想的概念异化为阶级再生产的工具和手段，背离了其本真的价值追求。文凭社会的昨天在今天继续上演着，也不会在明天就此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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